Published On: 周一, 七月 31st, 2017

请用“内行”知识复兴台湾电影──关于台湾电影配额政策的一些思辨/魏玓

陈乐融前一阵子在报端的专栏撰写“商业片是投资,不是文化基本教材”一文,回应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社发部主任詹政道有关实施配额保护国片的倡议,批评詹先生是“外行”,并说“教育界不要乱下指导棋”。

其实陈乐融是不是电影事务的“内行”,外界也不大确定(在这个专栏中他的身分写的是“作家、主持人”),但是通篇文章除了指控人家“外行”,我真的没读到任何有关电影保护政策的“内行”实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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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我也同意台湾社会确实在很多方面不尊重内行和专业,有不少其实不那么专业的人经常“貌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到处发言。这对台湾的公共讨论品质和社会各方面专业水准的提升,都有很大的伤害。但与此现象同时发生的,是一般人对公共事务的沉默和被贬抑,不懂政治所以不敢批评时事(或只是私下抱怨),不懂电影所以只能观赏(或观赏完了生闷气),这同样延缓台湾社会的进步。

詹先生的主张,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大概是认为,因为国片数量稀少,国人也就很难从观赏电影的活动中同时认识、认同、发展本地文化,所以他呼吁要实施国片配额政策来提升国片实力。詹先生确实是教育领域的专业,他对国片的看法,也大都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从他的角度来看,电影电视素材的文化教育功能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突兀(我想全世界都有各门科的老师把电影拿来当教材),也不懂为什么原本只是不同角度和立场的观点,陈先生非得把电影框在商业娱乐的范围内,不准人家将之视为文化和教育素材?(基于不同的观点和目的,你可以强调电影的商业性质,但声称电影“唯一只是”商业,未免太武断、无知吧)而且从教育的领域来看,詹先生是内行,陈先生才是外行,他又有多尊重教育领域的专业?

不过我们也不要把时间和字数浪费在内行外行之辨这种没有生产性的议题上。回到詹先生的主张,也并不是没有值得好好探讨的地方。只是重点并不在电影到底是商品还是文化,也不是什么样的内容才叫做“本土”,而是电影配额是不是一个提升国片实力的妥当方法?这个问题确实复杂,而且也需要考量非常多的环节,更有在地和历史的因素(所以绝非“回归商业”这种标准简单答案就可以解决)。

詹先生会这样主张,应该不是他从教育专业得出的,而是被另外一些论述说服并加以引用的。认为实施电影配额(或广泛地说某种介入市场的保护措施)将有助于扶植国片,这其实是相当广泛的论点,也有许多国外的政策实绩(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韩),因此被部分国内学者提出,近年也有一些本地影视工作者表态支持。

当然,应该也不会有人天真地以为,这会是一个百分之百成功、适用所有电影产业的方法(试问哪里有?),而且从理念到具体措施还得经过非常细密的讨论、研拟、决策,或许也还需要建立一个非常灵活和弹性的实施、检讨与调整机制。以台湾来说,至少有两个因素得考虑:第一是时机和条件,1990年代的南韩,搭配内外国际情势和政策、产业,配额制度再发挥一臂之力;但如今的台湾,有哪些可以复制、哪些不能?第二是电影产业的周边环境,包括台湾特有的发行与映演结构、有线电视生态,以及新兴数位平台等,该如何考量和整合?

这整个复杂、实际的后端,正是需要比学者、导演更位居产业核心的人(也就是内行人),才有办法和能力帮大家厘清、解释,最后结晶出一个适用于台湾电影产业的复兴方案(就算最后这个方法其实并不是电影配额政策,又有何妨?)。这才是真正“内行”人应该为台湾电影、为台湾社会做的事情。

如果所有内行人只是一开始就以“外行”、“乱下指导棋”来一概否定所有的提议和讨论,那台湾电影便永无翻身之日。除非……这些“内行人”其实从来不想复兴国片;或者,赶紧先指责别人,因为其实自己也不是真正“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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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玓
媒体改造学社、《共志》编辑委员会成员。最近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脸书的政治经济学、台湾新闻媒体的发展史,以及捷运和高铁的文化研究。写评论和做研究都有拖延的坏习惯,但前者通常字数过多,后者却是过少。目前任教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经常移动于台北新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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