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週一, 七月 31st, 2017

請用「內行」知識復興台灣電影──關於台灣電影配額政策的一些思辨/魏玓

陳樂融前一陣子在報端的專欄撰寫「商業片是投資,不是文化基本教材」一文,回應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社發部主任詹政道有關實施配額保護國片的倡議,批評詹先生是「外行」,並說「教育界不要亂下指導棋」。

其實陳樂融是不是電影事務的「內行」,外界也不大確定(在這個專欄中他的身分寫的是「作家、主持人」),但是通篇文章除了指控人家「外行」,我真的沒讀到任何有關電影保護政策的「內行」實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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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我也同意台灣社會確實在很多方面不尊重內行和專業,有不少其實不那麼專業的人經常「貌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到處發言。這對台灣的公共討論品質和社會各方面專業水準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傷害。但與此現象同時發生的,是一般人對公共事務的沉默和被貶抑,不懂政治所以不敢批評時事(或只是私下抱怨),不懂電影所以只能觀賞(或觀賞完了生悶氣),這同樣延緩台灣社會的進步。

詹先生的主張,如果我沒弄錯的話,大概是認為,因為國片數量稀少,國人也就很難從觀賞電影的活動中同時認識、認同、發展本地文化,所以他呼籲要實施國片配額政策來提升國片實力。詹先生確實是教育領域的專業,他對國片的看法,也大都從教育的角度出發。從他的角度來看,電影電視素材的文化教育功能很重要,我覺得這一點都不突兀(我想全世界都有各門科的老師把電影拿來當教材),也不懂為什麼原本只是不同角度和立場的觀點,陳先生非得把電影框在商業娛樂的範圍內,不准人家將之視為文化和教育素材?(基於不同的觀點和目的,你可以強調電影的商業性質,但聲稱電影「唯一只是」商業,未免太武斷、無知吧)而且從教育的領域來看,詹先生是內行,陳先生才是外行,他又有多尊重教育領域的專業?

不過我們也不要把時間和字數浪費在內行外行之辨這種沒有生產性的議題上。回到詹先生的主張,也並不是沒有值得好好探討的地方。只是重點並不在電影到底是商品還是文化,也不是什麼樣的內容才叫做「本土」,而是電影配額是不是一個提昇國片實力的妥當方法?這個問題確實複雜,而且也需要考量非常多的環節,更有在地和歷史的因素(所以絕非「回歸商業」這種標準簡單答案就可以解決)。

詹先生會這樣主張,應該不是他從教育專業得出的,而是被另外一些論述說服並加以引用的。認為實施電影配額(或廣泛地說某種介入市場的保護措施)將有助於扶植國片,這其實是相當廣泛的論點,也有許多國外的政策實績(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南韓),因此被部分國內學者提出,近年也有一些本地影視工作者表態支持。

當然,應該也不會有人天真地以為,這會是一個百分之百成功、適用所有電影產業的方法(試問哪裡有?),而且從理念到具體措施還得經過非常細密的討論、研擬、決策,或許也還需要建立一個非常靈活和彈性的實施、檢討與調整機制。以台灣來說,至少有兩個因素得考慮:第一是時機和條件,1990年代的南韓,搭配內外國際情勢和政策、產業,配額制度再發揮一臂之力;但如今的台灣,有哪些可以複製、哪些不能?第二是電影產業的周邊環境,包括台灣特有的發行與映演結構、有線電視生態,以及新興數位平台等,該如何考量和整合?

這整個複雜、實際的後端,正是需要比學者、導演更位居產業核心的人(也就是內行人),才有辦法和能力幫大家釐清、解釋,最後結晶出一個適用於台灣電影產業的復興方案(就算最後這個方法其實並不是電影配額政策,又有何妨?)。這才是真正「內行」人應該為台灣電影、為台灣社會做的事情。

如果所有內行人只是一開始就以「外行」、「亂下指導棋」來一概否定所有的提議和討論,那台灣電影便永無翻身之日。除非……這些「內行人」其實從來不想復興國片;或者,趕緊先指責別人,因為其實自己也不是真正「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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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玓
媒體改造學社、《共誌》編輯委員會成員。最近研究關注的焦點是臉書的政治經濟學、台灣新聞媒體的發展史,以及捷運和高鐵的文化研究。寫評論和做研究都有拖延的壞習慣,但前者通常字數過多,後者卻是過少。目前任教於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經常移動於臺北新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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