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创意 激发大学生的香港认同
港人争普选，防胡椒枪击兼防雨的雨伞成为争普选运动主视觉。
文、图／郭良文
今年9月份刚到香港浸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没想到三周后竟遇到史上难得一见的首次“雨伞革命”。这个以香港大学生为主导的战场，加上“占中三子”（二位学者与一位社会人士）所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使得这场活动被西方冠上了 The Umbrella Revolution的说法，也带引了香港走向一场规模前所未见的反政府运动。
诱发这场运动的结构性因素累积已久，主要是反中情结的发酵，包括反对北京政府对香港制订的许多政策，港人的幼儿教育、妇产科床位、以及抢购奶粉等所衍生的民生福利问题与威胁，逐渐增多的大陆客来港买房、居住并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以及几乎无限制的大陆自由行游客所产生的排斥……等等，但这场“革命”真正的爆发点却意外地由学生点燃。
首先，香港在清朝租借给英国政府之后，已经成为殖民地，香港从一开始就被英国定位为自由港。不只是在贸易层面上如此，在言论自由上也是获得一定保障的。所以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自始至终都享有许多的自由。不过，英国殖民政府却没有给香港人民太多的民主选举权利，自1980年代开始才逐渐制定一些民主投票的机制。
自中国接管香港后，成立了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特首 (Chief Executive) 为港府最高领导人。特首的选举并不是由全体香港公民进行投票，而是由少部分的社会代表进行间接性的选举，这是在英国统治后期开始实施的制度。这少部分的人，是由所谓四大“功能界别”的公司或团体代表选出，即工商金融界、律师医生等专业界、社会劳工宗教等团体，以及各级民意代表等1200位委员所组成。各团体选出的代表，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因为这些代表是由社会中少数的团体所推荐而来。而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在60席当中，有一半是由香港所有合格市民选出，但另外一半则是由这些功能界别的选举方式产生。
现任特首梁振英于2012年被代表们选出，仅以些微的689张票过半数取得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时常在学生标语中看到“689下台”的原因。中国政府处理香港特首选举的议题，在2014年8月31日召开的人大会议中最后拍板定案，确定了香港2017年特首的“普选”制度，系由1200代表先选出候选人，再交由香港全体公民就合格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这个决定与香港人的期待有所落差，认为中国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未能回应人民先前提出的诉求，是名不符实的“假普选”，所以酝酿发动抗争，这次运动的主要诉求与标语内容“我要真普选”，就是在这个脉络下产生的。
要求特首直选一直是香港一般中产阶级所提出的诉求，早在2004年元旦时，为了避免中国政府忽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港人担心人民大会制定出不合期待的特首选举方式，就有上万人上街头示威，要求特首选举的民主化。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和香港大学民意计划钟庭耀主任当时的报告指出，2004年元旦游行当天，他们以随机抽样方式取得785个15岁以上的成功受访者，结果发现，有八成五的元旦游行者曾经参与“七一游行”（注：香港自2003年以来每年7月1日所举办的大规模游行，诉求香港的政治利益与社会发展，参与人数动辄上万人到数十万人）。但是，这些人当中主要是来自中产阶层，学生所占的比例较少，游行人士年龄偏大。在这次的游行队伍中，大约94%的游行人士，都以“赞成”或“非常赞成”的选项回答“我游行是为了争取香港在2007年全民直选行政长官”。当问到“我觉得香港在2007年实行全民直选特首的机会甚为渺茫”时，有43%的人回答“赞成”或“非常赞成”，显示香港参与群众运动者，有将近一半不抱持希望，以比较务实的态度面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局势。
原本是这些中产阶级、“占中三子”、与泛民派议员（注：香港区分立法会议员为“建制派”与“泛民派”两种，前者维护体制，后者要求改革且多数由人民直选产生）要发动占领中环的运动，为什么后来是由学生先发难的呢? 也就是最后反倒成为学生运动，这其实也是一件令香港人觉得意外的事。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是学生运动确有其基础，学生不是突然一天就觉醒、要上街头的。另一方面确实也是因缘际会所创造出来的气势，从罢课诉求变成雨伞花运动，谁也没料到。外人对香港学生运动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事实上过去以来都有香港学生上街头进行抗争运动。如1972年香港学生参与“保钓运动”、1973年“反贪污、捉葛柏”、1977-78年“金禧事件”、1989年“八九民运”、2006年“保留皇后、天星码头”、2010年“反高铁”、2012年“反国教”、以及2014年“大罢课与占中”等。
占中（事实上最后是占领金钟政府总部，而不是中环商业区）的构思是由“占中三子”联合泛民派议员所发起的，但学生团体“学联”、“学民思潮”的领袖周永康 与黄之锋等人在2014年8月31日中共人大对普选议题拍案后，就决定发动大罢课，带领大学及中学生罢课，设置公民讲堂、连续在金钟、旺角与铜锣湾等地聚 会。学生因此逐渐演变成“占中”的首批人士。在9月26日夜里一场“重夺公民广场”的行动中，百余位学生闯入围墙内的政府总部，部分带头者遭逮捕，自此事件之后运动能量就逐步扩大，关注者与媒体报导日益增多。不过，真正引发国内外媒体竞相报导的，还是在9月28日港警投掷87枚催泪弹之后。
说巧也巧，说不巧也不巧。投掷催泪弹当天我刚好在金钟现场，从中午到下午四点左右都在，但是我离开后不到二小时警方就投掷催泪弹驱逐群众了！当天中午群众人数并不多，约只有百来人。前几天已经进驻在抗议现场的学生是聚集在政府总部大楼的外侧，与金钟地铁站中间有一条大马路相隔，上面有两个人行天桥连接。不过，当天港警将天桥封锁只准出不得进。所有当日从金钟地铁站到达的示威者都不得其门而入。然而又因为是周日，无论是凑热闹或声援的人潮却有增不减、愈聚愈多，整个金钟地铁站里面与附近的马路上都挤满了人。据我观察，非学生群众比学生更多。其中有备而来、张贴“反共”旗帜的都不是学生，而是一些政治人物、有心人士，他们一早就搭好舞台、散发传单、并使用大型音响与麦克风进行广播。这些人士站在群众最前线与港警对峙，时而叫嚣要求“开路”、时而举起雨伞向警方挑衅。
我回到家后，打开电视，突然发现事态发生变化，香港警方前所未有的使用催泪弹等武力攻击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群众与学生，只因为这群无法疏散的群众突破了警方防线，占据了马路，并一路簇拥到政府总部前面。后来证实，催泪弹不但赶不走抗议的群众，反而使更多忿忿不平的人加入抗议行列，霸占道路不走，反变成港府头痛的原子炸弹。没想到的是，这条马路一占，就被占领了75天！群众当天向警方的挑衅行动，其实是非常温和的，不过是叫嚣叫嚣、撑开几张雨伞示威示威罢了。但是，一向以维护法治为根本的港警，耐不住气，在群众违法占路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又在群众没有任何暴力的状况下，竟会丢出87颗催泪弹！在台湾人看来，这种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竟然会以这样激烈的方式收场。
事实上，当天刺激警方、带头挑衅警方的主要群众并非学生，学生团体当时强调要运用理性与和平的方式进行。当天下午“占中三子”借着学生已经打下的基础，利用学生创造出来的气势，正式宣布占中运动开始。所以催泪弹投掷后，当晚学联就呼吁学生离开现场，不要制造与警方进一步的冲突。因为“占中三子”所率领群众的刺激，促使港警以不成比例、过度反应的方式处理，这样反而让更多的人投身此次运动的行列，也吸引更多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与报导。这样的发展，意外造就了学生运动的更大能量，可说因祸得福。
在这期间，无论是罢课或占中活动，学生们很懂得运用各种新媒体进行串联，运用记者会发布消息、吸引记者接受访问，以及创作各种海报、传单、与设计品。在网路方面，学生团体运用 Facebook 专页、各大学生会网站、以及传媒网站进行互动与发布讯息，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当时非常相似。由于香港的智慧型手机很普及，通话费率比台湾便宜许多，学生使用手机上网、上课时看着手机作报告的现象都很普遍。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学生就运用 Facebook作为新闻平台，透过系上老师的指导，轮流在现场报导第一手消息。也有不少现场的学生或群众，制作公民新闻，直接上传到香港“Independent Media”的网站平台之上。
根据沈菲老师在2014年12月4-5日于香港城市大学所召开的“Conference for E-Democracy and Open Government”中指出，在调查8所香港的大学有关占中运动所蒐集到的769个样本当中，有关问到香港当地学生在一星期当中接触或使用各种媒体的情形，得到结果如下：平均有6.89天会使用 Online forum、4.35天使用 Facebook、3.9天看 Local newspaper、3.82天看 Local TV、3.54天看 Online news、3.43天看 Online paper、2.84天阅读 International paper、以及1.64天使用 Tritter。所以 Online forum 是香港此次学生运动最核心的通讯媒体工具， Facebook的使用也和台湾的学生一样频繁。
在电视、报纸新闻或抗议现场，可以看到学生有组织的召开记者会发布消息，说明各种事件的立场。由于现场记者众多，催泪弹事件之后，几乎全世界各大媒体都在现场做即时连线报导。香港的 TVB互动台以及由壹传媒所运行的网路媒体，都可以24小时透过电视画面（或子画面）看到与听到在金钟、旺角的抗议现场状态，这样的直播一直到清场之后才结束。香港学生的英文能力普遍不错，所以不少学生可以接受海外记者的街头访问，有些学生甚至非常懂得运用耸动的标语或用举牌的方式，吸引记者前来拍摄与采访。他们也会运用大声公（行动扩音喇叭），四处走动广播消息、或同时看着手机读新闻与最新时事给在场群众听。
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香港学生的创意，以及校园内无所不在的海报、标语与各种宣传品。如矗立在香港浸会大学主要入口处角落边，有一个仿照六四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雕像，在催泪弹事件后，就被学生披上披肩、戴上口罩，相当有趣。各式各样的雨伞吊饰、众多雨伞伞面串联成的大伞、或用一堆“我要真普选”的吊牌所装置的圣诞树……等等，都蕴含了许多丰富的创意。此外，各种宣传单、说明手册、以及杂志书刊不一而足，在在可以看出香港学生的精力与投入的状态。从品牌行销的角度来看，雨伞的功能虽最早是为了抵抗警方所使用的胡椒喷雾剂，但是其意义已经充分获得转化，将“雨伞”变成代表香港学运精神的象征物，代表懂得用智慧来抵抗警察武器、而且以小搏大的不畏惧精神。香港学生将雨伞的标记几乎设计在所有的宣传物品上，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品牌创造与策略运用。
另一个值得分享的是，香港的大学校园内都有“民主墙”的设置，可以张贴东西（有点像大字报墙！），任何人可以在上面发表意见。其中我看到一个相当可贵的现象，是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出现在上面而不会被删除或撕掉。一次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看到民主墙的内容，有一小部分是反对学生占中的言论，对罢课学生多所负面批评，竟然也可以安好的继续张贴在上面，大家最多就是笔战，这样的校园民主风度与容纳不同意见的态度，弥足珍贵。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民主墙上，我也看到支持与反对双方表达意见，陈述11月底毕业典礼时学生撑著黄伞到校长面前领取毕业证书……（在我看来，撑伞领毕业证书真的是一种创意跟幽默）。
然而，运动总有结束的一刻，这个运动轰轰烈烈走过了近80天，算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不过到了尾声，大家已经非常疲惫了，参与者也愈来愈少，金钟的许多帐篷到后期都已无人在使用。许多香港的一般民众，也开始厌倦这场雨伞战争所带来的不便，以及来自商家、巴士业者的反弹，因此反占中的声浪愈来愈高涨。金钟被占领73天之后，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在12月10日发布的一份“普及民意平台之占领行动民意调查”报告指出，在514个随机电话访问的样本中，当被问到“请问你有几支持或者反对由学生同市民发起嘅占领行动？”（广东话表达）时，回答“支持”者占31.3%，而“不支持”者却有49.3%，其他则回答“一半一半”。再加上12月中上旬正是香港的大学期末考周（有两周是期末考），多数学生选择在校考试，使得占领区人气大大消退，所以这也是政府选择清场的最佳时机。
12月12日港警在金钟正式进行清场，当天早上我又去了现场一趟，看到大家很自律，而且很井然有序的在清理、打包要移走的物品。在清场的前三天，我才去过金钟一次，那个时候的人潮已经不多，但是还有许多装饰艺术品，感受到很多人把那里当家来布置，好不温馨！最后的这一天，看起来道路上已经空荡了许多，有一位老太太随手分了一个圆芝麻饼跟二个已开封过的山楂饼给我们，她一路把剩余物资分派给其他人，仿佛要大家带走这最后剩下的一切……当时，我感受到那股曲终人散的悲凉。
“We will be back.”这是最后在清场前留下的主要标语。“清得了占场、清不了人心”、“人民誓必归来”等标语也反映出示威者的不甘。不管是称它为“雨伞革命”、“雨伞运动”或者“占中运动”也好，这个学生运动与群众运动，已经在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笔不可抹灭的辉煌纪录。清场当天共有209位示威者坐在现场接受被捕，为数不算少。完成清场后，香港警务处曾伟雄处长提到，占领行动中超过955人因各种罪行被拘捕，有75人向警方自首（注：“占中三子”率部分示威者在12月3号时向警方自首），真是可歌可泣！虽然学生“我要真普选”、“梁振英下台”的诉求并没有达成，但此次运动并不算完全失败，至少这场运动唤醒了更多香港人的意识与认同，激发了更多学生的公共关怀与参与，尤其是中学生在校内响应罢课，显现出香港意识已逐渐向下扎根、且透过社会运动深植人心。同时，我想这场运动也让许多人对香港有所改观，不再单纯认为香港学生是现实而完全没有理想性格的。
个人感到有幸的是，“占中”运动的第一天与最后一天我都曾在金钟现场，观察跟纪录这个运动的发展。说真的，我还蛮佩服这些学生的。学生的创意让我惊讶（仿佛信徒般的投入创作），学生的独立让我欣赏（不跟政党团体挂勾，黎智英虽支持学生运动，但他也是示威者的一份子），学生的勇敢令人折服（金钟抗议现场其中一栋楼就是解放军总部），以及学生的理性与和平诉求更是展现出高度的公民素养（不滥情、不煽动，学生与群众还会随时制止冲动的群众）。这些观察与经验让我想到，台湾人过去对香港人其实有很多刻板印象，当然不否认我也有。但是当我走过了这一遭，看到这多的雨伞与创意，让我对香港的印象大大改观了！
(更多作者的现场目击，请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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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伞创意 激发大学生的香港认同 - 2014-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