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傳學鬥」視為台灣傳播民主化的「事件」一個邊緣者的世代間觀察 (草稿)

程宗明

在傳學鬥成立以十年的當下,以各自反省,又共襄盛舉方式,提出不同的視野來展望未來,於是這篇文章走出了以下的理路。


邊緣者的自畫像

就五年級前段班的傳播世代而言,傳學鬥於1994年以後的運動,象徵另一世代的改革表徵;而如果前段班仍因偶然因素,使自身尚可被涵蓋在此股運動的能量之中,似乎顯現出一股命定、甚至結構上恆久不變的意義。於此傳學鬥從本文一個邊緣觀察者的角度來看,似乎道出了其可以成為一個歷史「事件」的標的。「事件」,之所以成立,在於其所彰顯的意義,雖然表面上為歷史偶然性所促成,但事後卻仍可訴說其「結構的必然性」 ,此為本文意旨。

而邊緣歷史觀之構成,則來自本文者的行動惰性以及結構的侷限。以五年級前段班,又作為解嚴前的最後一屆大學畢業生,似乎刻劃出在傳播學院環境中改革的尺度。在一個爭取民主澎湃年代,又處於一個「傳播就是國民黨」(Communications as Kumintang) 共犯結構中,在傳播系所中自省與反叛,似乎夾雜在一個外熱內冷的詭異氛圍中。他無法成為一股結社動員的力量,但也不容坐視身處趨炎附勢的權力文化中。

無論大新事件、輔新事件、自由之愛、野火、野聲等種種學生自發性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中,「新聞系」幾乎盡皆缺席,發現了一種結構性意義。它直指出國民黨就是傳播一切的始祖,導致在時代的轉動齒輪中,新聞系學生仍在念茲不忘地牢記「新聞記者不是第四階級,而是政府的諍友」、不與政府對立、客觀中立是萬變不動的價值;但如此反動的文化,怎耐俯遺皆拾之反判思維的衝撞,唯有成為共犯結構之一,才能哀莫大於心死。

終究傳播學院中的反省,絕會為時代所觸動,但在外有結構緊梏,內有文化黑名單的威脅,勢必不得走上邊陲的心態與作為,無法自身成為民主洪流之一環,只有徒呼負負看待法政學界贏得新聞改革的代言角色。不過基底上仍自許作為時代的見證者,於是邊陲性的動作傾巢而出。

組成讀書會的改革動能,由新聞小組解析國民黨控制新聞界的機制;參加選舉觀察團,駐守黨外說明會現場,發表新聞現場的比對報告;譯介批判觀點的傳播文獻,互相交流,建立反抗的心防與彈藥庫;邀約進步學者,隱身或隨機於校園網絡中座談。這些看似有動能的活動,不曾在八0年代學運史中留下足跡,但本文者卻自信這些過程的確蓄積了結構動能,而產生今日的意義。這種視野,本質為一種邊陲心態的完現 (緣身者自知、外人續疑之)。

如此的邊陲化經驗,如能在解嚴後的七年後,於身分上再度與傳學鬥接軌,似乎表面上的偶然性,連串了出歷史結構之必然性。必然性的內涵為何,容文末再述。

邊緣經驗的擴大與異質化

1989年台灣進入了政經動盪的驗收期,民主期望與經濟寫實產生嚴正碰撞,間接使傳播學術產生議題化的效果。如果說,批判的傳播思潮也是一種西風東漸的行動結果,那麼1989年回台任教的陳光興,的確是一個事件的指標。一年之中他在輔大推動一項實驗性的「媒介批判」課程,卻與享有正規全時數教席的清華,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此證明了,原本一種傳播學術批判與反叛的邊陲力量得以延續。

本質上實驗計畫仍是一種讀書會的形式,然而內容上卻有全盤翻新與系統性的教材提供,許多原本地許多無以名之的批判思維,如今皆找到了學術位置。陳光興以文化研究為總題綱,散播了符號學分析、女性主義批判、商品拜物教、消費社會、論述分析、結構主義、政治經濟學、集體記憶、廣告解讀等研究領域的著述;而外在的配合有顧秀賢的自立早報副刊版、蔡珠兒的文化解析專欄、蔡其達的中時人間副刊,使吸收與產出有相對應的生息。而實地操兵演練,有1990年野百合的「學運的必然,抗爭的偶然」、1991年的「人民民主抗爭」。

在這些既鬆散又具戰鬥力的過程下,直至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前期,才出現了一個署名「媒文化」的反對團體,似乎為這個邊陲發聲的力量正名,然而也僅止於此,它未組織化,只是運動的力量,以讀書會作為內燃機。然而擴大的運動下,也出現了另外一種危機,語出「文化」一詞。引述Lawrence Grossberg語句:Can Cultural Studies Find True Happiness in Communication,造成邊陲力量的新血,對傳播反叛有之,而且過了頭,逐漸分道揚鑣。傳播與媒體在整體發展中消失了主體性,所有問題成了文化,深層、綿密、散漫 (discursive) 的語彙充斥,理解它佔了實際行動中一半以上的時間,而且語言tell its own story,人的主體性也漸模糊。

在歷次讀書會的經驗中得知,傳播文化批判思潮掌握確實,然而媒體實務操作與批判知識卻不足。邊陲力量的擴大,卻使原本批判傳播價值體系的力量相對邊陲化。工作室、小眾媒體衍生,然而惡質的政商媒體卻仍屹立不搖。外在的革新效果雖然與期望之間大有落差,但是內在的革新傳承仍差強人意。

首先,《文化、社會與媒體》的譯作,應成為批判傳播的重要動能之一;此外媒文化的部份重要成員,也為「傳學鬥」1995年大春山莊之冬令營的重要講師。更重要的是,1991年回國任教的馮建三,透過與媒文化成員的對談,成為世代傳承中的關鍵聯繫活棋,發揮之綜效不可小視,應為自主批判傳播陣營中最年長之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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