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傳播學術與運動的一些反思—-從「公共化魔人」談起
魏玓
2002年，我重新回到台灣的學院，換了一個身份，偶而聽到人家叫魏老師，卻經常渾然不知自己就是他。一年多後，有研究生跟我提到，準備應考傳播研究所的學生，在他們交流考試資訊的BBS版上，給了我一個外號，叫做「公共化魔人」。「魔人」，網路空間時髦用語，意指奉行某些價值或行事原則，近乎偏執之人也(於是有「認真魔人」、「挑錯字魔人」等稱謂)。說我是「公共化魔人」，當然也就是說，我的行事、發言或為文，不管本來是什麼主題，最後總是以「公共化」為結論，幾近偏執。
剛聽到的時候，不以為意，只覺得很好笑。後來，這件事情倒是經常出現在腦海裡，觸動著一些零星的感想。當然，這裡要先說明的是，對於這個稱號，我實在並不敢當。
在「公共化魔人」之前…
我從1993開始嘗試參與台灣民間的媒體改革運動。當時的運動主軸，是公共電視正名與立法的推動工作。那個時候，其實已經可以算是解嚴以來，歷經台灣民間社會的反叛動能瞬間爆發，四處流竄的高峰時期，而逐漸走向下坡或轉進的階段了。不過，稍早的社會運動，特別是1991年三月學運，畢竟在包括我在內的這一代的年輕人心中，儲備了一些能量，也點燃了批判的火種。當面對所學習領域的保守和反動現象，猶在耳邊迴響的，自己在學運廣場上吶喊的聲音，也就不斷催促著自己，不可以也不可能再沉默。
不過，仔細分析，當時挺身而出的動力，基本上還是延續著稍早民間社會對於威權黨國體制的批判和鬥爭。因為當時公共電視的問題，主要在於國民黨想把它搞成政府電視；敵人很清楚(很lucky？)的就是國民黨。對於公共電視對立於商業機制的區別，以及公共電視之於民主和公民身份的意涵，其實是不大清楚的。即使後來在政大新聞系老師馮建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協助，以及共同參與後續的公共電視推動的經驗裡，社會動態裡的經濟面向，開始比較清晰地進入我的思考地圖，但總的來說，究竟商業主義替台灣的傳播環境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還是沒有那麼鮮明深刻的體會。
然而，媒體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潮浪，終於還是舖天蓋地來了；我也在1996年服完兵役之後進入了這個環境。在現實上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的壓力，遠超乎我的想像。資本主義企業的組織運作，簡直要像每天被迫服食某種特殊毒藥那樣，折磨著我的腦袋和身體，疲累不堪，卻又無法死去。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是怎麼一回事。但我畢竟是幸運的(比起許許多多的勞動者)，生活條件讓我有足夠的勇氣，不，應該是說讓我有表現怯懦的機會，退出職場，退縮到我比較有把握的學院領域去(更精確的說，應該是我可以更任性的領域)。
另一方面，1997年的白曉燕案，則讓我再次從傳播學生的旁觀角度，認識台灣已然發展成熟的惡質商業媒體環境。學生時代尊敬的傳統「質報」，竟也跟隨著在市場裡橫衝直撞的年輕有線電視頻道，以幾近瘋狂的新聞追逐和聳動報導，蹂躪著我所以為理所當然的新聞專業，也蹂躪著這些他們賴以維生的閱聽公眾。商業主義的幽靈，自此再也無所忌憚，統治著我們的傳播世界。
這些個人與社會的體驗，讓我真正落實了對公共媒體理念的支持，
也促成了後來的—-儘管是經過了三年餘海外留學生涯的疏離—-公共化運動參與。
公共化之後/之前的一些問號…
在不要膨脹個人經驗意義的前提下，上面的敘述，目的在指出一點，對我(們)來說，堅持公共化的理念和理想，似乎理所當然；即使經過一些轉折與思索，大致上也沒有太大困難。我們也逐漸肯定，面對台灣這樣的媒體生態，公共化是媒體改革必須的目標，也是媒體改革必要的手段。除了公共化之外，我們很難想到一個更好的答案。這幾年來，各方對於公共化的質疑，我們大致上已經練就出一套精準的防衛招式，從各種角度而來的質疑，我們幾乎都能夠迎刃而解。如果不是太誇張的話，就公共化的辯論來說，除非是一個打定主意不想運用理性溝通的人，要不然都很難駁倒我們。 在這樣的防衛過程裡，公共化的理念更形堅固，但是也是在這樣的過程裡，我們開始發現了一些問號—-無法不去正視的問號。
這些問題其實大部分是上述戰鬥力指數超高現象的另一面。其中有一個困惑來自於，既然說理上面我們確實佔了上風，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公共化運動推展的困難？為什麼經過多年的努力，每次公共化議題一拋出來，反對的典型論調，還是一再重複出現呢？對公共與政府的混淆、對公共電視是個錢坑的擔憂、對於公共電視解決媒體環境問題的不信任，總是不斷地復活。戰鬥力指數超高的，其實應該是這些論述，以及支持這些論述的各種力量吧？於是我們轉進。我們說，因為傳播媒體的議題，是個抽象難懂的議題，公共媒體背後的理念，諸如公共性、公共領域、公民權，一般人無法理解。我們說，因為台灣有特殊的政治經濟歷史脈絡，所以推展公共化有其困難。再者，商業主義的漲潮，以及國家機能的退潮，兩相擴大，我們急如熱鍋上的螞蟻，而教育和推廣的工作，緩不濟急。除了公開必要的回應和辯論，以及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零星演講活動之外，我們只能將精力和重心放在國會遊說。這是過去幾年來主要的運動特徵。
但是我們也不禁開始疑惑。以政策提供和國會遊說為主的路線，或許能夠在某些條件的配合之下，達成某些目標。但是整體環境毋寧還是沒有太大變化。如果這個路線是對的，為什麼我們的推展必須如此被動於政治場域勢力的變化，為什麼我們經常必須面對甚至是接受政治人物的出爾反爾、言不守信？另一方面，重複出現的平民式質疑，也讓我們無法不去再想一遍：傳播媒體議題真的是一個抽象的範疇嗎？商業電視節目真的一無可取嗎？公共電視真的比較好嗎？這些我們原本已經習慣於機械式回應(或反擊)的言論，真的不需要再仔細地、好好地檢視一次嗎？台灣的歷史與政經環境特殊，問題是，哪一個地方不是？我們可以找到更適合台灣的公共化推展模式嗎？許多國家，面對的是原本位居主流的公共廣電制度，開始在商業浪潮的衝擊下，積極應變和調整；我們則是在商業化浪潮已然淹沒大部分社會領域的狀況下，推動公共媒體，難道說，我們不該產生出一套兼顧全球趨勢與本土脈絡的特殊推展模式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很是困難。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很難用原來的防衛招式去獲得，也很難單純依賴學術研究來獲得。或許我們需要暫時拋棄許多已經刻印在我們腦海裡的Q&A，才能開啟一些新的通道：接觸一般閱聽公眾，以及其中的活躍公眾，也就是社運團體，參考接受(而不是去回應)他們的質疑(無論是贊同性的疑問還是反對性的質問)，以同理心去體會他們的感受和意見，勢必是回答上述問題的必要動作。同樣的，對於媒體實務工作者，我們儘管應該用稍高的標準去審視他們的傳播知識和理念，但也需要以更貼近他們日常實務的態度，以及去認識他們所處生存環境的限制和掙扎，取代片面對他們的要求和批評。
至於公共化的問題，我們也必須超越公共媒體理念的解釋，用更平民化、具體化的態度和語言，去回答公共電視到底可以長什麼樣子？公共電視到底可以提供什麼節目？公共電視跟商業電視的關係可以是什麼？不是要給說法，而是要給做法。 只有不斷地「返回」(return)問題根源、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我們才有辦法將媒體改革運動加以拓展。無論公共化的時間進程如何變動，無論是在前還是在後，這都是無可迴避的動作。
法國學者布爾迪厄，在晚期積極涉入法國的社會文化與媒體改革運動，生前曾有這樣的體會：
為了要克服社會運動分裂，及為了集結所有可用之力量(以對抗有意識、有組織地協調的統治勢力)的工作，也必須用來對抗另外一種同樣有害的分裂，就是研究者和運動活躍份子機的分裂。在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關係中，經濟權力能使空前的科學資源、技術資源、文化資源為其所用。因此，研究者的工作在發掘及拆解跨國企業及國際組織…所策劃及施行的策略上，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者及運動活躍份子之間的養成及社會經歷並不相同，因此，介入運動的研究者及投入在研究事業上的運動活躍份子，必須學習一起工作，一起克服彼此之間所有負面的偏見，並脫離成規及跳脫各自領域之預設…這些都需要新型態的溝通及辯論模式的建立。有了這個條件，才能在經驗與能力的批判對峙中一起找到一個全備性的答案，而這些答案之所以有政治力量，是因為能有系統地被建構，並且深植於共同的信仰及期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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