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傳學鬥」視為台灣傳播民主化的「事件」一個邊緣者的世代間觀察 (草稿)
邊緣力量為「傳學鬥」之前景與本質輸出
走文至此，已進入到紀念傳學鬥十週年的關鍵詮釋，但這是一種較為疏離、外在與後事附加的說法，請讀文者謹記。
如果八０年代台灣社會從各各角落開始推翻國民黨專政建制之運動，那麼傳播領域內的邊陲反動，無疑地必須等待九０年代的來臨，完成這個歷史未竟的使命。傳學鬥雖未石破驚天的成立，但是他的行動意向與語彙，卻成功地彌補了過往邊陲定位的不足之處。
1994年9月1日那場沒齒難忘的颱風天、爭權利之記者遊行日，傳學鬥寫下了明確的定位；遠在海外，手握最後一期的自立海外周刊，不但見前世代的消逝，也見新世代的邊地發聲，回到「傳播」的位置。另外，始自1991由澄社透過鄭瑞城籌劃的解構廣電媒體研究計畫，組織出一個有效的本土化傳播視野，並結合不同世代的研究努力，從此「廣電九君子」開展了一個內省改革的風向；間接地再促成馮建三於1993年籌組公共電視民間籌備委員會的成功，讓傳學鬥得以進入一個實際操兵的場域。
但回到傳學鬥的定位 (positioing)，才終究看出結構意義的所在。如果傳學鬥多少被視為一個政大的社團，那麼他的意義反而更為凸顯。其實本文者以為，1992以前，所有的傳播反叛勢力，具體而微的明指向一個欲改革的標竿，那就是政治大學之傳播學術。政大就是 “Media is KMT” 的濫觴，在解構威權觀中，政大新聞系不但非爭取、更是壓抑新聞自由的機構，它刻畫出一套操控性 (manipulation) 的黨國文化─軍事產業體系之運作模式；邊陲力量刻意貶損它、以致採取全盤忽略它的方式處置。然而，歷史結構性必然，不得不將問題拉距回來探討。傳學鬥成立在此資源豐富、威權動力的溫床中，它是一顆全面的內爆點，炸開了所有國民黨孕育傳播冷戰文化的關節；又同時由學生作為發起組成，更以世代之聲，回應了那段烽火時代青年缺席的質疑。毋寧說，傳學鬥被視為一個政大社團，反倒是「基進」的表徵。
本文者對於傳學鬥的實際運作是疏離的，但對於傳學鬥的語彙是親近的。因為它回復了、或終究彰顯了，傳播作為主體的基進革新運動。語言並非自發甚或代表人類陳述自身問題，而是一種內聚、有效組織問題意識與引發戰鬥的媒介。如果窮究精力做語意上的循環內爆式解讀，不如直接下手拆解威權傳播制度中的糾結問題所在。
此處有幾個相當重要的概念待澄清：傳學鬥對於傳播作為主體議題的看法，並不如同美國主流傳播價值的認定，將傳播視為社會的黏合劑，或者將傳播視為整合社會的功能論，以致認為社會是在傳播過程中形成，如同J. Durham Peters所言：「如果將傳播視為社會科學的代表，就如同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一樣膨脹乖謬」 。反之，傳學鬥應認為傳播其實深切地為政治經濟利益所決定，傳播不但非整合社會而是引發社會動亂之根源。以傳學鬥的部份成員背景而言，非傳播基礎系譜出身的知識投入，有助於這方向的發展。
而傳學鬥在政大中的崛起，直接衝擊了這個最高傳播學府的根本不足之處，然而這正是進步的核心之處。他揭發了這個眾人夢寐以求的黌宮之偽裝，展示了其前現代退步之性格，不但為人師表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內部妥協，同時其透過公部門資源所建構的學術，本質上也「本土化」不足，同時又錯謬將此當成「愛台灣」的同義詞，而嫌惡或恐慌之。
1980年以來，邊陲力量在傳播學界的省思中，早已對本土化提出了反擊之定調。進步的企圖認為，本土化在於揭示兩大傳播思維的偽裝與愚民本質：
一、首先它認為，台灣經驗的成就，來自國民黨遵奉國父遺教，以三民主義為綱本，創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境界，宏揚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國父、蔣中正、蔣經國等儒家王道文化之一貫正統，具有風行草偃的世界大同潛力；
二、其二作為學習先進的典範，言必稱美國，視為世界的趨勢；取經行為主義，不但認為其是了解台灣、更是提出解決策略的利器；美國也是威權集團，反攻定居的新大陸所在；
以上兩種內在澎風、外在管見，充分掩蓋了「本土」(indigenous) 之洞見，忽視相對兩種基進思潮之啟蒙：
一、首先台灣的發展經驗，不可忽視作為西太平洋防線的樞紐點，所輻輳而得之冷戰物資，並接受戰地綏靖的社會淨化；接續著，又被全球工業裝配線策略 (global assembly line) 所定位，移植了新社會型態與資源的配製，在權力扭曲的系統下，深刻地形成內部利益不均的矛盾，展開複雜的辯證與鬥爭之社會過程；
二、其二，了解台灣的最佳學習過程，非但不是向其威權壓迫者學習，反而應透過認知文化與經濟偏倚的地域經驗，來自我重新發現；同時串連這種區域性 (地理上與心態上) 自省力量，如亞洲、非洲、歐洲與加拿大、智利、美國在地等經驗，發展自我且互賴的傳播體系，實行thinking locally、acting globally的辯證改革。
終此，本土化實為國際化也！1990年台灣傳播學界的引領者，明顯地缺乏完整的自省與清算過程，仍以為在教育經費逐年調漲中，繼續引領風騷數十年。不但忽視，反而有意豎起迎戰「本土化」之大旗，以錯謬的「政治本土化」(意也出自威權之國民黨統治階層) 意涵來取代真實本土化，渾然不然其敵人正生自其長久祭祀的威權幽靈中，如今近親相戰，實為一大歷史諷刺。
傳播學界至今仍無一個積極有力位置，展開深刻的自我認識與重新系統化發展，傳學鬥在現實的歷史洪流中，生活出其游刃有餘的理路，得以繼續在不易醜化的座標上發聲，於此它是否還有未盡之務？當然傳學鬥十年，未竟如此必要高瞻遠矚，開拓如上的傳播視野之企圖；但是它絕對蓄積了足夠的能量與語彙，在必要時刻一舉擊破偽裝的意識形態對壘，不斷形塑基進的傳播與辯證。
回眸傳學鬥，未來之路並不飄渺
本文者以偶然的際遇，重回學生，與本來失之交輩的傳學鬥接軌，從此觀點，找尋歷史結構中的必然，個中意涵謹供參考。因此，將傳學鬥視為一個事件，而從邊緣發展的歷練中，更強調它是一個台灣傳播民主化，進一步指出應是「傳播學術」民主化的指標。
首先，傳學鬥如果是八０年代整體學生實踐社會責任的未竟之業的回應，它可能是補足民主現代化過程中傳播部門的努力。另一方面，在解嚴後台灣風雨動盪的希望與毀滅時代中，如果邊緣力量因過度內燃，而產生自反而縮的退化式自我解讀，傳學鬥無疑是一種「第二現代」表徵，奪回「發球權」的主動位置，對威權與商業化的媒體制度進行診治與反省，將現代化畸型產物持續現代化，而非棄守尋求文化之零散、無時無刻的抗爭，最後掉落入自我的呢喃。
自從走過1995年行動之高峰後，傳學鬥開始走入一段漫長的閱讀與儲備的動員，期間也投入一些跨領域型的社會運動；近年來聚焦投入跨越世代的電視公共化運動，傳學鬥的意義延伸與擴散，但十年的當下，應如何定位它多元的內聚？
從學生文化出發的自主性而言，前世代的人不宜為現世傳學「生」鬥陣解答以上質疑；但無疑地，隨著傳學鬥創始世代，越多人取得生產學術的發言位置，很明顯地，過去「傳學生鬥」當可提出今日「傳學術鬥」的心意，將沈澱的經驗作為積極出發的動力。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如何掌握詮釋台灣近二十年來傳播學術大蛻變中的民主意義方向，緣身其中的我們，已有最佳的戰鬥位置，不是搶佔位置，而是為傳播學術遺留資產，蓄積源源不斷的民主傳播生力軍。在快意暢飲、知心相交的十週年晚霞下，添增一抹清翠的理想雲彩，不失為成年的浪漫情懷。傳學鬥諸君，乾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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