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傳播學術與運動的一些反思—-從「公共化魔人」談起
公共化之外的一些問號…
這當然不是說，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我們不具有某些特殊性，甚至說，必須拋棄掉這些特殊性，直接完全進入社會運動的場域。相反的，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自己身為學術生產者的社會位置的意涵。我們當然必須體會到自己的侷限，以更虛心而不是自我隔離的態度，跟社會運動份子、媒體實務工作者，以及一般閱聽公眾接觸和串聯。但是在這個特殊的社會位置上，我們的任務其實是關鍵的。正如布爾迪厄所指出的，當前的人類社會的支配模式，是一個非常精密複雜的模式，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統治者不斷地利用科學的權威，也因此，在這個新的鬥爭形式中，學者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可以展現另一種象徵力量，一種建基在科學和研究基礎上的象徵性武器，戳破主流的新自由主義信仰，並與社會運動者共同提出一個替代性的方案。
也因此，跟運動上相仿，在學術研究上，我們也需要某種不斷的
「返回」。
在研究技巧上，我們必須更機智地去回應學術圈裡的形式主義挑戰，而最好的武器，就是更紮實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的反省與建立工作。過去，道德與正義的理念高懸於上，我們可能或多或少，省略或忽略了理論和方法上的種種要求與標準。當然不是說我們要完全去接受這些標準和要求，但只有跟這些標準和要求對話，甚至提出具有說服力的操作手法和成果，才有辦法有效掌握住這個社會位置的資源與優勢，進而有助於完成上述的運動任務。另一方面，在研究主題上，除了政策與政治經濟結構的研究之外，我們也要開始認真去研究包括：收視率的問題、娛樂節目的問題、媒體從業者的實務工作問題、地方/社區傳播的問題、閱聽人的問題等等。簡言之，我們要以更紮實的研究品質，以及更寬廣的研究焦點，來貢獻於媒體改革運動的進行，創造一種「有政治承諾的學識身份」(scholarship with commitment)。
唉，不過，說的比做的容易。這或許就是我會被稱為「公共化魔人」的原因，更正確的說法，其實應該是「公共化懶人」。不過，如果把上述工作當作一種目標，作為未來十年的努力方向，或許，也有機會成為另外一種「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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